光明科学城：缝合“两张皮”

  5升的透明发酵罐，像奶茶一样的淡褐色液体翻滚冒泡。发酵一两天后，研究人员将检测蛋白产量。这是深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8楼，微新生物实验室的日常一幕。

  想要30升、150升？下楼就有。还不够？一路之隔的国家生物制造产业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国创中心”），500升的工业级发酵罐正敞开“肚皮”等候。

  从5升到500升，这段物理距离不过数百米。但从论文到产品，曾经需要跨过万水千山。

  2026年开年，光明区委更是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关于大力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层次地融合发展的实施建议》，从创新、产业、人才、生态四个维度，部署十大任务，试图系统性地回答一个问题：如何破解科学技术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两张皮”，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书架到货架的“最后一公里”？

  2022年，戴磊做了一个在同行看来有点“折腾”的决定。这位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合成生物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合成微生物组学研究中心主任，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创办了微新生物，担任首席科学家。

  在此之前，他是标准的“书架型”科学家：发论文、带团队、申项目，瞄准“AI+合成生物”，深耕微生物组工程。

  一篇关于人体微生物组与疾病关联的论文可以写得很漂亮，但一个同行的问题让他沉思：“你说能精准调控微生态，产品呢？应用场景呢？”

  “技术上擅长的，和真实的市场需求，能不能找到交集？量产的路上，有多少坑在等着？”戴磊总结出两个核心痛点。他意识到，从“书架”到“货架”，缺的不是学术判断力，而是对市场需求的“嗅觉”和对产业化流程的“掌控力”。

  如今，微新生物已完成数千万元融资，新型溶菌酶产品已进入头部企业的供应链。随着产品研发拓展、产能需求扩大，公司正加速推进搬迁至银星生物产业园的国创中心。

  在戴磊身上，科学家的身份没有消失，而是叠加了创业者的务实和技术经理人的视野。他现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用自己的科研、创业经验，去赋能更多初创团队。

  他从一个“答题者”，变成了一个“出题者”兼“攒局者”——把技术、市场、资金拉到一起。

  这正是光明科学城希望看到的“角色进化”。科学家不单单是知识的生产者，也可以是产业化的先行者。

  今年初，光明区一号文件明白准确地提出，要系统破解“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产业”的转化瓶颈。而推动科学家完成这一身份跃迁，就是一块重要的多米诺骨牌。

  但并非每一位科学家都适合或愿意成为“攒局者”。还有不少科学家、企业家需要的是——有人能帮他们翻译市场语言、设计转化路径、对接资本资源。

  四年前，拥有多年管理咨询、产业转化经验的赵柯禹，加入深圳湾实验室，担任转化口负责人，以及孵化器“湾有引力”的总经理。她给自己和团队的角色下了一个定义——“双语翻译者”。

  一个好的“翻译者”，讲究信、达、雅。在转化语境下，就是要让科学家听得到产业界的问题，让产业界听得懂科研界的声音。这绝不是简单的传话，而是价值的再创造。

  “科研成果转化难，大部分原因是科研并不了解产业界的需求。”赵柯禹直言，“一定要从未被满足的临床或市场需求出发。比如老龄化带来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药物需求，以及人工关节等需求，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信号。”

  她所在的深圳湾实验室，是一家新型科研机构。其独特之处在于，将基础研究、转化研究和临床研究设计成一个闭环：从临床察觉缺陷，快速“翻译”成科学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后，再快速回到临床测试。

  在这个闭环中，“翻译者”的工作十分具体：好的技术如何成为有价值的产品？商业模式是否着迷？创业团队的专利是否足够构建护城河？

  “深圳湾实验室做的是‘打地基’工作，‘湾有引力’则是扶上马再送一程。”赵柯禹说。

  运营2年多来，“湾有引力”吸引了30多家初创企业，其中一半以上企业为高校、科研机构的在职科学家创办，代表了这样的领域科研高地和生产力的融合，好几家企业在湾有引力完成了第2轮融资。

  还有一个有趣的变化正在发生：过去，科学家创业往往自己当CEO；现在，慢慢的变多的PI（研究员）负责科研和方向，而把日常经营交给专业的CEO。

  这也意味着，在光明科学城，“翻译官”不是一个孤立的岗位，而是一套专业分工体系。他们与科学家、企业家一起协同作战，让转化本身变得专业、高效、可预期。

  个体的角色进化，离不开系统的生态支撑。戴磊用“鱼塘”来描述理想的产业创新生态：“一个鱼塘里要有大鱼、有小鱼，还要有鱼饲料。”

  也就是说，这个“鱼塘”的本质，是构建起“源头供给—孵化培育—市场之间的竞争—循环迭代”的完整产业生态闭环。

  戴磊对此感受深切。之前去内蒙古考察当地一家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对方提出需要一款饲料添加剂，目前只能从植物中提取。“能不能用合成生物学的方法做出来？”回来后，他迅速找到院里的另一位专家，三方一拍即合：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出市场，科研机构出技术，孵化企业出产品。

  这种“企业出题、机构答题、资本助跑”的深度耦合，正是光明科学城不同于传统科学城的本质所在。

  首先是“空间上的零距离”。在戴磊团队创业的那栋大楼，创新与创业只隔一层楼板：这种“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模式，将成果转化周期从传统的数年压缩到以月计算。截至目前，深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已累计孵育企业57家，企业总估值超250亿元。

  其次是“设备上的全共享”。对于初创企业，买不起、用不上昂贵的设备是常态。但在光明，大科学装置和科研设施不是锁在象牙塔里的“展品”。合成生物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向所有科研团队和企业开放，提供自动化、高通量的研发支撑。微新生物从5升到500升的跨越，正是因为一路上都有现成的“池塘”。

  还有“机制上的深融合”。政府不再是简单的“出地、出钱”，而是“系统集成者”。光明区联合深圳湾实验室打造的“湾有引力”，通过免租金入驻、大型仪器共享、全流程服务，实实在在降低了转化门槛。而国创中心则聚焦概念验证和小试中试，打通了从技术到产品的“惊险一跃”。

  今年初发布的光明区一号文件，更是将这种生态建设系统化。文件围绕创新、产业、人才、生态布局十大任务，核心就是：让科研与产业不再“两张皮”。

  如果说“空间零距离”“设备全共享”是打通转化的“硬件”，那么更深层的制度改革，则是必不可少的“软件”。

  光明区正大力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深圳湾实验室已出台办法，对技术团队最高给予转化收益85%的奖励。光明实验室则率先打通“先使用后付费”“先试用后合作”等灵活机制，让中小微企业能以极低门槛试用科研成果。

  这些制度创新，给了“翻译者”“媒人”们更趁手的“工具箱”，也让创新者敢于试错。

  “当创新还是一颗种子的时候，我们帮助它长成参天大树。”赵柯禹说，这种价值感让她和团队充满动力。她的团队里，有科研、商业、法律等各领域背景的伙伴，每个人发挥长处，协同作战。

  戴磊坦言，一个技术经理人的能量有限，“今年我们将围绕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产业趋势等主题举办产业专题讲座，并通过大设施开放日、项目路演、生物制造产业大会等活动，聚集更多创新资源。生态起来了，事情就成了。”

  当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企业家、“翻译官”在光明科学城各就各位，当产业转化各方力量在同一个“鱼塘”里高频互动，从5升到500升的那“最后几百米”，便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而成为可复制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