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犯过严重错误他的亲弟弟创建一个公司如今是过万亿的央企

　　世人皆知博古在遵义会议上因＂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被免去了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却鲜有人知，他还有一个弟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用智慧和胆识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人就是秦邦礼，一个从14岁就辍学打工的少年，一个在商海中游刃有余的生意人，更是一个为革命奔走的地下工作者。他创建的那家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资产过万亿的央企巨头。毛主席曾亲笔为此公司题字，寄予厚望。究竟是怎样的机缘，让一个平凡的商人能够创建如此显赫的企业？秦邦礼和他的哥哥博古，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1918年的无锡城，正值寒冬。年仅14岁的秦邦礼站在钱庄门口，紧了紧单薄的棉衣。这个刚刚失去父亲的少年，不得不放下课本，开始了钱庄学徒的生涯。家中还有一位正在读书的哥哥博古，父亲去世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博古能完成学业。

　　＂我要让哥哥读书！＂秦邦礼暗暗发誓。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打扫钱庄，记账、跑腿，一干就是三年。凭借着勤奋和聪慧，他很快就掌握了钱庄业务的所有的环节。当时的无锡商界都说，秦家老幺，是个做生意的好料子。

　　1921年春天，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件，让秦邦礼激动不已。他的哥哥博古在上海考取了公费留学的资格，即将前往苏联。这一年，博古20岁，已经加入了中国，成为早期党员之一。临行前，博古专程回到无锡，兄弟二人在家中密谈整整一夜。

　　＂你可知道，我们的父亲当年为何会去世？＂博古问道。秦邦礼摇摇头。＂是旧社会的压迫！＂博古说到这里，声音都在发颤，＂我去苏联，就是要学习怎么样改变这个腐朽的社会！＂

　　这番话让秦邦礼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此后，他开始接触进步书籍，参加工人运动。1924年，无锡爆发了工人罢工，秦邦礼毅然参加。虽然这次罢工最终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已经在他心中点燃。

　　1925年春，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博古，慢慢的变成了党的重要领导人。他派人给秦邦礼带来一个重要任务：在上海开设一家商铺，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此时的秦邦礼，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懵懂的钱庄学徒，他深知这项任务的危险性。

　　＂既然是为革命事业，我义不容辞！＂秦邦礼二话不说，收拾细软，连夜启程去了上海。从此，这对革命兄弟，一个在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指挥革命，一个在隐蔽战线上为革命保驾护航。

　　1926年底的一天，博古突然造访秦邦礼的上海商铺。兄弟俩在后院密室谈了很久，博古交给弟弟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建立一个完整的地下金融网络，为党输送经费。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极高的经商才能和极强的保密意识。但在秦邦礼看来，再难的任务，也比不上当年14岁时，一个人支撑起整个家庭的压力。

　　当年在无锡钱庄学到的本领，此时派上了大用场。秦邦礼以惊人的商业才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地下金融网络。这个网络不仅为革命输送经费，还成为党组织转移同志的重要渠道。

　　二、隐蔽战线年的上海，租界内商铺林立。在南京路附近的一条小巷内，秦邦礼开设了一家名为＂裕丰米店＂的小店。这家不起眼的米店，外表平平无奇，却是一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点。

　　在＂裕丰米店＂开业的第一年，就成功掩护了多位地下党员的转移工作。当时的上海滩，特务四处搜查人，而＂裕丰米店＂却成为了一个安全的港湾。秦邦礼利用经商的身份，将革命文件夹杂在账本中运送，把武器和弹药藏在米袋底下转移。

　　1928年初，一场意外的搜查让＂裕丰米店＂经受了严峻考验。那天，一队便衣突然闯入店内，要求检查可疑货物。正在清点货物的秦邦礼沉着应对，不慌不忙地打开米袋让他们检查。特务们翻遍了整个店铺，却没能发现暗藏在米缸下的。

　　这次危机过后，党组织决定扩大地下网络的规模。1929年，秦邦礼奉命前往广东汕头，在那里开设了＂中法药房汕头分号＂。这家药房的选址极具战略意义：位于汕头港附近，便于接应海上来往的同志，同时也方便将医药物资运往革命根据地。

　　药房的经营方式别出心裁。秦邦礼聘请了真正的医生坐堂，开展正常的医疗业务。这不仅能掩护地下工作，还能为附近的贫苦百姓提供价格低的医疗服务。药房的后堂被改造成临时手术室，不仅救治受伤的革命同志，还能在必要时作为临时会议场所。

　　药房的地下工作网络逐渐扩大，成为革命势力在华南地区的重要支点。通过这一个网络，大量的医疗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个革命根据地。不仅如此，药房还成为了情报传递的中转站。进出药房的病人中，有不少是来传递信息的地下党员。

　　193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爆发，为药房的地下工作提供了新的掩护。秦邦礼组织药房开展义诊活动，借此机会将更多的革命同志安医疗队伍。这些人以医护人员的身份，深入各地进行革命工作，既救死扶伤，又传播革命思想。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对地下工作网络进行了重新部署。秦邦礼接到指示，要将原有的商业网络转型升级。1935年春天，他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中国商业储蓄银行＂。这是一个真正的金融机构，既经营正常的银行业务，又为革命事业提供经济支持。

　　银行开业之初，面临重重困难。当时的上海滩，各国租界林立，金融业竞争激烈。秦邦礼凭借多年积累的商业人脉，成功吸引了一批工商业主前来存款。他采用灵活的利率政策，对小额存户给予优惠，很快就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1936年底，一场重大行动考验着这个新成立的银行。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急需一笔资金进行周转。秦邦礼立即调动银行资金，通过复杂的金融操作，将这笔钱安全送到指定地点。这次行动的成功，印证了建立正规金融机构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博古也迎来了人生的转折。在遵义会议后，他虚心接受批评，继续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博古被派往延安，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兄弟二人的革命道路，从此走向不同方向。

　　重庆时期，银行的业务有了新的发展。秦邦礼开创了＂农村信贷＂业务，为农民提供，支持农业生产。这项业务不仅帮助了困难农民，还为党在农村的工作打开了新局面。同时，银行还开展了外汇业务，为海外华侨汇款提供便利，间接支持了海外抗日力量。

　　1940年，一个特殊的机会摆在秦邦礼面前。国民政府推行金融改革，允许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要项目。秦邦礼抓住这个机会，使银行成功参与了几个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仅扩大了资金规模，还为后来新中国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这期间，博古也在延安开展着重要工作。他主持创办了《解放日报》，积极宣传抗日主张。虽然兄弟二人各自在不同岗位上工作，但都在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1941年，一份来自延安的特殊订单送到了银行：《解放日报》需要一批印刷设备。秦邦礼立即着手筹措资金，通过复杂的渠道，最终将这批设备安全送达延安。

　　1949年初，上海解放前夕，秦邦礼接到党中央指示，要保护好银行的资产和人才队伍。他立即组织员工将重要档案和设备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安排骨干力量留守，等待接管。

　　5月27日，上海解放。人民进驻＂中国商业储蓄银行＂时，发现这里的业务运转正常，账目清晰，没有一点资金外流的情况。这在当时的上海金融界实属罕见。负责接管的官员对秦邦礼说：＂这是一家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银行。＂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对全国金融体系做改造。在这次改造中，＂中国商业储蓄银行＂因其特殊的革命背景和良好的经营状况，被选为重点改造对象。经过慎重研究，中央决定以这家银行为基础，组建一个全新的国有企业。

　　1951年春，在北京，毛主席亲自为这家新组建的企业题字。这是对秦邦礼多年革命工作的肯定，也是对这家企业未来发展的期望。新企业保留了原有的业务骨干，又吸收了一批，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

　　组建初期面临诸多困难。首先是人才短缺，很多员工对新的经营模式不适应。秦邦礼组织并且开展了大规模的培训，请来专家讲解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同时，他坚持保留了一些老职工，让他们将银行业务经验传授给新人。

　　1952年，一场重要的经济活动考验着这家新生的国企。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企业要对过去的账目进行彻底清查。在这次清查中，秦邦礼带领全体员工主动配合，将历年的账目、凭证都如实上报。清查结果为，这家企业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党的地下工作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企业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些项目包括鞍钢改造、武汉长江大桥等。秦邦礼充分的发挥了过去的金融经验，创新融资方式，成功筹集了大量建设资金。

　　1954年，公司开始向全国扩张。在东北的工业基地、西北的油田矿区、西南的山区乡村，都设立了分支机构。每到一地，秦邦礼都要求机构要立足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开展业务。在东北，重点支持重工业发展；在西北，着力服务资源开发；在西南，全力发展农村金融。

　　1955年底，一个创新性的举措引起了全国关注。公司开始试行＂流动服务站＂，派出工作队深入工矿企业、农村集市，就地办理业务。这种做法打破了传统的经营模式，大大方便了基层群众。在陕北延安，流动服务站甚至到达了当年的革命旧址，让老区人民感受到了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

　　1956年，在全国工商业改造完成后，企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金融业务，开始涉足工业投资、贸易物流等领域。秦邦礼提出＂产融结合＂的理念，主张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这个理念为企业后来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此时的秦邦礼已届古稀之年，但他依然活跃在企业改革的第一线。在一次企业高层会议上，他提出了＂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的策略，为企业在新时期的转型指明了方向。

　　1979年春，企业在深圳特区设立了第一个合资公司。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合作方是一家香港贸易企业。秦邦礼亲自参与谈判，确定了合作细节。这家合资公司不仅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还为特区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

　　1980年，公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经营机制改革。首先是在人事制度上突破，打破＂铁饭碗＂，实行竞争上岗。其次是在业务领域大胆创新，开展租赁、信托等新型金融业务。这些改革措施，为整个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有益经验。

　　1982年，一个重要的机遇出现。国家决定在上海浦东开发外高桥保税区。企业抓住这个机会，在保税区内设立了专门的贸易公司，开展外贸业务。这个贸易公司很快成为了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重要桥梁。

　　1984年，企业迎来了一次重大转折。在国务院的批准下，公司开始向综合性的公司集团转型。除了传统的金融业务，还涉足了房地产、航运、制造业等领域。秦邦礼提出＂多元化经营、专业化管理＂的理念，建立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1986年，企业在广州成立了第一个科技园区。这个园区吸引了众多高科技企业入驻，形成了产业集群。秦邦礼很重视科学技术创新，要求企业每年拿出专项资金支持科研项目。这个决定为企业后来的技术升级打下了基础。

　　1988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企业面临严峻考验。秦邦礼提出＂稳中求进＂的策略，一方面继续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加强风险管控。这种审慎的经营方式，使企业安全度过了这次危机。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企业作为首批上市公司，在长期资金市场亮相。这次上市不仅募集了大量资金，更重要的是完善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1992年，南方谈话发表后，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企业抓住机遇，加快了国际化步伐。在东南亚设立了多个分支机构，开展跨境贸易和投资业务。秦邦礼亲自带队考察国外市场，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指明方向。

　　1994年，企业迎来了新一轮改革。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实行了股份制改造。这次改革不仅理顺了产权关系，还引入了战略投资者，优化了股权结构。秦邦礼强调，改革要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既要大胆创新，又要确保企业平稳运行。

　　1995年，在一次企业年度工作会议上，已经87岁高龄的秦邦礼回顾了企业的发展历史。从战争年代的地下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国企改革，再到改革开放中的创新发展，企业始终与国家发展同步前进。这次会议后，他正式退出企业领导岗位，但他开创的事业继续向前发展。